【概念解释及相关时代背景】
（1）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2）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就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人均GDP约4400美元。然而近年来，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加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4）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观点】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新阶段的需要，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外源式经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资源消耗性经济发展，
（2）【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转向内生性经济发展、协调内需市场与外需市场关系的发展、资源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发展。
【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隐患、问题的成因】
（1）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在收获“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之后，如果不能尽快积累形成内生增长能力，亦即资本积累形成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制和管理的创新能力，就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处于不利的局面，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一个侧面。
（2）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的是社会风险，比如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不同的是经济风险，比如，经济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在退化，面临产业空心化、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经济增长的内驱动力不足等问题。
（3）拉美国家之所以落入“陷阱”，是因为他们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驱动力量不是内生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是借助经济全球化、引进大量外资与外部技术、依托外部市场等途径，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正因为是外生的驱动力量，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不前，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会不断加剧，以至于继续努力创造的积极性下降。
【外国的经验】
其实，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过“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是它们提前解决了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才成功跨过了“陷阱”。
（1）英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为减缓收入不平等的状况，采取税前收入政策和财产性再分配政策等措施，大大降低了人均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2）日本在中等收入阶段，非常注重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首先，日本政府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日本政府一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实施工资倍增计划。韩国也是如此：首先，降低了工薪收入者的税率，实行了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并对储蓄与投资所得单独设计税率；其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的政策
（3）与发达国家相反，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因为忽视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严重，冲突不断，分配体系不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需要，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大大减弱。
因此，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蛋糕做大。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怎么分蛋糕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
（1）构建一系列制度，使全社会的剩余能够充分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和创新，而不是奢侈性消费和资产投机。目前政府对房地产价格的抑制政策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创造上述前提的必要条件，即逼迫各渠道产生的剩余，最终不是流入投机和非生产性消费，而是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
（2）“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可以概括为“农业劳动力的半工薪阶级化陷阱”。我国目前大规模半工薪阶级化的农民工的存在，一方面看是改革的成就，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这些人不能彻底脱离土地，真正转为市民，中国就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跨越“陷阱”的问题实质上是现代社会结构能否形成的问题，这其中，农业劳动力的工薪阶级化是关键。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富人收入消费倾向低，穷人没能力消费，最终会因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因此，中国要避免落入“陷阱”，关键要把收入分配问题解决好。
（4）世界银行的报告给出了“六个原则三个对策”。六个原则包括：在低成本和创新的关系上更依赖创新；在市场与政府关系上更依赖市场；在消费和投资关系上更依赖消费；在内需与外需关系上更多依赖内需；在增长与分配的关系上更兼顾增长与分配；在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上更兼顾发展和环境。
三个对策诸如：超越低成本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推动知识型济的发展；其次，深化企业、要素市场和财政体制改革，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最后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稳定的宏观经济、健全的金融系统、社会和谐与包容、环境的可持续性、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
